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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一、方法论1、理论和方法论倾向在方法论上主要针对主流社会学的整体方法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他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行动，而不是解释个人行为，但系统行动是间接地来源于个人的行动。对社会系统的解释的整体和个体方法论中，他主张采用个体方法论的视角进行解释整体方法论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特定时期内的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如对自杀和社会结构进行因素分析等而科尔曼主张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称为“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另外，结构功能理论是在系统行动的层次上应用社会目的论或功能论来进行解释，这容易导致循环论证，而理性行动理论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具有目的基础上，但对系统行动的解释并不仅仅一个人目的为原因；以个人理性行动为基础的多层次解释是既考虑到个人行动的原因要满足个人的利益，又考虑到个人在人际交往、在群体、组织、制度中的行动会受到后者制约，并在种种制约下制定恰当的行动方案在理论视角上，理性行动理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效益，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的获取效益”。“理性人”不同于“经济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动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政治的等目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科尔曼正是要研究人的理性行动是如何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在结构的限制中人们又是如何选择行动方式的。2、理性行动的目标三个目标：提供一种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理论，并以此将社会科学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结合起来；-现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中都比较薄弱建立各种数学模型，以说明社会系统中微观和宏观相互过渡的各种途径，从而以演绎性、形式化的理论预测和解释社会系统的行动深入、全面地分析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特别是现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法人行动科尔曼认为，任何以个人行动为基础，阐述系统行动的理论都有三个部分组成：（1）说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这类命题由表达社会特征的自变量和表达个人特征的因变量组成；（2）说明微观水平的个人行动和人际互动。这类命题由表达个人特征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组成；（3）说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这类命题由表达个人特征的自变量和表达社会特征的因变量组成。这样，理论体系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宏观水平，而在推理过程中却降到了个人水平二、基本行动社会行动理性行动理论所要解释的社会行动不包括那些不具有目的性的感情行动和不具有社会性的私人行动。他将社会行动分成两大类：（1）交换行动；（2）法人行动和规范行动交换行动可划分为三类：（1）市场交换，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市场；（2）权威关系中的交换，指行动者把控制自身行动的权利转让给另一行动者；（3）信任关系中的交换，指行动者单方转让自己的资源或权利给另一行动者3、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行动层次，一个是系统行动层次基本行动层次是指两个行动者相互依赖的行动，与这一层次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是：行动者、资源、行动者的利益、简单社会关系系统行动层次包括三方或更多的行动者，与此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有：复杂关系，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法人行动基本行动要素（1）行动者、资源和利益他认为，行动者具有一定的利益偏好，并且都试图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资源，资源种类很多，如财富、物品、事件、信息、技能、特长等行动者与资源之间是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行动者的利益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偏好构成的，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需要和偏好。他区分了两种自我的利益：客体自我，涉及人的感受和满足程度，并由此形成了人的行为动机。但是客体自我的利益很难加以观测。行动自我，它服务于客体自我，努力使之感到满意。行动自我的利益是可以观测的，它表现为获取对于事件控制所必需的资源数量在多数情况下，行动者并不能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所有资源，许多资源是由其他人控制着；同样，行动者也控制者其他人所需要的资源。因此，最基本的情况是两个行动者交换资源，以此来满足双方的利益，这也是人际互动或行动者相互依赖的起因。（2）社会最优状态社会均衡社会均衡是在多次交换过程中逐步实现的。社会均衡不是平均或理想状态，而是一种相对状态，即相对于不稳定、不均衡的交换而言；一般来说，处于均衡状态的交换比起交换之前的资源分配所达到的利益满意度更高。社会最优状态是在一定系统中最佳的社会均衡状态。在社会系统中，最优状态有许多种，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系统，每一系统都有自己的最优状态，杂有些系统中，还存在着多个最优点。（3）行动的权力权利结构规定了每个行动者对何种资源有自由处置权或利用这些资源采取行动的权利。科尔曼指出，“权利既依赖于权力，又依赖于他人的承认”。权利结构是由行动所涉及的所有人共同决定的。行动者可以依靠强力或影响力强制其他人承认他的要求，也可以依靠共识，形成规范，使“有关他人”承认他的权利。“社会的认可是权利存在、消失以及转让的前提条件。权利的实施必须以权力予以保证”（4）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行动者除直接的交换关系、人际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与系统行动有关的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权威关系：如果行动者甲有权控制乙的某些行动，则行动者甲与乙之间存在权威关系。共同的权威关系：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支配者行使权威能使被支配者受益。但支配者并不直接用自己的资源换取控制权，而是通过承诺是被支配者预期未来的权益而转让控制权；分离的权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支配者行使权威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被支配者服从权威是为了直接获得某些补偿。信任关系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与受托人，他们的行动的目的都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信任关系是指委托人将自己的资源委托给受托人使用，以便得到比不存在委托关系时更大的利益。委托人在建立信任关系时要考虑三种要素：受托人确实可信的概率（p），如果受托人不可靠造成的损失（L），受托人确实可信所得到的收益（G）。对受托人而言，因为他在接受委托时获得了利益（使用他人的资源），所以他面临的问题是违背诺言还是讲信用。对他的影响因素有他本人的道德观念，二是外在的社会结构三、系统行动复杂关系由简单关系发展到复杂关系，标志着由微观到宏观结构的转变，而且还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如权威结构、市场结构等。这种社会结构也表明了系统行动的三个组成部分：微观互动，微观到宏观的转变，宏观结构对微观互动的影响。任何社会都由简单权威关系发展到各种权威结构，一方面是社会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只有通过权威结构，才能提供行动者所需要的各种公共产品。复杂的权威关系由三种角色构成：支配者（也称权威委托人），代理人，被支配者。支配者将自己掌握的某些权利委托给代理人，由他们具体行使权威。社会的信任系统也是由简单信任关系发展起来的。这种信任结构由三种角色构成：委托人、中介人、受托人，他们形成了一条信任链，委托人信任中介人、中介人信任受托人，如储户-银行-借贷人（5）社会规范与社会资本个人的利益偏好是既定的，行动者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动。社会规范实在微观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宏观建构，它伴随着各种赏罚措施又影响着人们的行动，规范是与利益考虑结合在一起的，理性行动理论研究规范的产生和维持等问题。社会规范是通过社会共识形成的、非正式的有关行动权利的规定。规范不同于立法，它不具有正式性和法律强制性，但有些规范通过立法可以转变为法规。各种规范都是针对某种行动制订的，这种行动称为焦点行动。规范的产生是由于焦点行动具有外在性，会对他人产生影响。规范可分为几类：（1）共同性规范；（2）分离性规范（对目标行动者的限制，使他的利益受损，如禁烟）；（3）惯例性规范规范是一种公共物品，规范的实现必须有其他手段保障，如果行动着不服从规范，就需要对他实行惩罚。实施惩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有关他人不愿意付出代价，那规范就形同虚设。如见义勇为科尔曼认为，奖励不足就会产生坐享其成（或“搭便车”），大家都等待其他人采取行动而从中受益。奖励充分不仅是实施有效规范的必要条件，还会产生热情奉献的现象。规范的事先并不都依靠外在的赏罚措施，还涉及“规范的内化”问题。社会资本在复杂的行动系统中，人们建立了各种社会关系了，并形成了各种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由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不依赖于独立的个人；社会资本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的形式主要有相互信任关系，共享的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威关系以及合作性的社会组织。4、基本分析框架在科尔曼看来，任何行动系统都是某种社会交换系统，社会系统和结构是通过人们的交往和交换行动形成的，它反过来又对人们的行动有制约作用。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的关系社会交换包括经济交换，但不等同于经济交换（1）许多社会交换不是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进行的，而是在各种信任结构和权威结构结构中的，交换的制度和结构背景不同（2）社会交换中，涉及到的资源不是私人控制的物品，而是不可转让和分割的公共物品，对交换的控制权不同于纯粹的经济交换（3）在理想的社会交换系统中，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存在坐享其成的问题。四、法人行动5、法人行动和现代社会结构在现代法治社会，社会组织称为法人行动者（法人），它们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科尔曼认为，现在社会的基本行动方式不仅仅是个人（自然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和互动，而更多的是自然人和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的交换。法人是通过自然人将其权利转让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而形成的，法人行动的目的是为这些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1）法人和法规的形成对于社会秩序和法规的形成，科尔曼认为传统的理论观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们都是规范性的讨论“应当”怎样建立法规，而不是实证性的分析行动者“实际上”是如何建立法规的。其次，天赋人权学说是有缺陷的，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创建权威机构和形成法规时，个人的权利并非是平等的。实际上法人的形式和法规的形式都是多样的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科尔曼指出，尽管许多法人组织不是个人所能选择的（如家庭、国家），但是人们仍是像建立法人组织一样，根据自己现有的利益和资源来选择或协调与法人的关系，只要他们比不存在此种关系时获益更多，他们就会继续保持这种关系，并承认法人的合法性。反之，他们就会选择推出或消极怠工。科尔曼区分了三种形式的最优法规：（1）个人最优，即每个行动者所得到的利益，都明显大于他为共同行动付出的代价。（2）效益最优。法规确定的权利分配能够使法人的效益最大化。（3）影响力最优。偏重于掌握资源价值最大一方的权利分配是最优状态。科尔曼认为，法人和法规及产生于获取共同利益的社会契约，也产生于对利益冲突的协调，前者称为共同性法规，后者称为分离性法规。在法规制定时，有实力的行动者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能够创造出一种权利分配系统，其中，利益冲突的优胜者主要充当法人行动的受益者，失败者主要充当目标行动者。（2）对法人组织的分析法人行动涉及由个人选择到社会选择的过程。所谓社会选择是依据众多个人的利益和医院作出集体决策。法人行动的实施不是由自然人各自行动而是靠一套职位（等级）结构执行的。科尔曼认为，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研究，需要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各个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源和权利以及它们在行动系统中的分布。自然人和法人是现代社会两种基本行动者，但两者有一定的区别：（1）法人行动是系统行动，他的行动基础不是个人动机和利益，而是在内部交换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利益（2）法人权利的所有者和行驶者是不同的自然人，他们称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众多自然人把权利转交给法人，法人把集中起来的权利授予各个代理人。（3）对自然人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主要是社会规范和社会化。现代法人的生存方式法人的生存取决于他在补偿了行动所付出的资源之后能得到的共同利益。如果获益小于付出，那么法人就会解体或破产。科尔曼区分了法人维持其生存的三种方式:（1）互惠生存：构成法人的个中职位之间存在着互惠性交换关系（2）独立生存：职位之间不一定是互惠交换，但每个成员从法人组织中得到的报酬能使他获益，每个成员所作出的贡献都能使法人获益；（3）总体生存：类似与独立生存，不同的是有些成员不能使法人受益，但是，只要其他成员做出的贡献在总体上大于法人付出的总报酬，法人组织就能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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