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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后现代社会理论梳理鲍曼的社会学理论一、 鲍曼简介及其主要著作齐格蒙特鲍曼（出生于波兰）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著名社会理论家之一，曾获得阿马尔菲欧洲奖和阿多诺奖，这些奖项都是授予社会学家的最高荣誉。他在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尤其是在 1987 年出版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之后。在鲍曼用英语创作的 24 部著作和一本谈话录中，我们可以依据其理论关注的重点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在这一时期，鲍曼主要关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领域，著作有：在阶级和精英之间 、 作为实践的文化 、 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 、 论批判社会学 、 阐释学与社会科学和阶级的记忆 。第二阶段是 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初期。在这一时期，鲍曼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希望衰退了，他开始转向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鲍曼关注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大屠杀事件和对源自现代性的“矛盾情感”的分析。在这一时期，鲍曼倾向于从认知的视角来界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其理论特征是通过后现代性的理论策略来凸显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理论追求内在的两难困境，著作有：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 、 自由 、 现代性与大屠杀 、 通过社会学去思考和现代性与矛盾感情。第三阶段是 90 年代初中期。这一时期是鲍曼思想较为激进的时期，他宣告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鲍曼不仅描述了后现代的社会状况，而且主张建构后现代性的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的伦理学。这一时期他的理论特征是强调后现代性所具有的独特性，著作有：后现代性的通告 、 必死性、不朽与其他生活策略 、 后现代伦理学 、 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和后现代性及其不满。第四阶段是自 1998 年至今。从 1998 年发表的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开始，鲍曼很少使用“后现代性”一词，在 2000 年发表的流动的现代性 一书中，鲍曼用“固态的现代性与流动的现代性”这对概念代替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概念。其理论特征是阐述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及其所面临的也许比现代社会更多的问题，著作有：全球化人类的后果 、 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 、探寻政治 、 流动的现代性 、 个体化的社会 、 与鲍曼的对话 、 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 、 被围困的社会和流动的爱 。从总体上说，后三个阶段都是围绕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一核心主题而展开的。围绕这一核心主题，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鲍曼从纵横两方面展开了分析。从横的方面来说，鲍曼从认知、伦理与制度等不同纬度深化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主题；从纵的方面来说，鲍曼的伦理经历了反思现代性肯定后现代性反思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在所受影响上，鲍曼始终认为，他的两位波兰籍老师斯坦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和朱利安霍施费尔德对他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他们的学术态度。鲍曼认为，他从他的两位导师那学到的是：社会学除了尽可能按照经验自身短暂而自我更新的特点，不断地对人类经历的经验加以评论外没有其他意义，也不可能由其他意义。除了他的两位波兰老师外，鲍曼早期的思想主要受到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的影响，而到了 90 年代则更多地受到福柯、阿多诺、列维纳斯的影响。二、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个重要的分析策略在 1987 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鲍曼首次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两个共存的理论背景、分析视角和实践策略纳入到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中。对鲍曼而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两个“理想类型” ，是把握西方社会历史变迁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工具。鲍曼指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无论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实现状况还是在于它们的感知，在他看来，所讨论的这一对概念是最重要的。就“西方文化”的困境而言，此处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方式雄辩地展示了它们是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变化趋势所必须阐明的那些对立体中最为根本的对立体。也就是说，鲍曼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个对立体本身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它们在现实或在感知上的差别。在这个对立体中，鲍曼从后现代经验的角度来定义现代性，由生成中的“后现代性”概念来确定“现代性”概念的内涵。正如鲍曼所言，在今天，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已经与“后现代”话语出现之前完全不同。只有当它与其对立体的另一方后现代性概念共存时，并以后者作为对它的否定时，它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后现代性的话语产生了它自己的关于“现代性”的概念，从而使得由于缺少后现代性的概念而隐藏起来的事物得以重现。鲍曼之所以在 80 年代中期从关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斗转向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苏联解体之前，鲍曼一直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好感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他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带来平等、自由，相信民主和科学的力量。但是，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彻底粉碎了鲍曼的现代性梦想。鲍曼指出，在以往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社会主义并为发现现代性之工程有何不妥之处。不仅如此，现代性的筹划被推向了极端：宏大的设计，毫无节制的社会工程，其大无比的庞杂技术，对自然的彻底改造等等。对鲍曼而言，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主义还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它们仅仅是现代性内部采取的两种特殊形式，它们都将现代性的共有信条一个良好的社会只能是一个被仔细设计的、理性化管理的、彻底的工业化社会付诸实践。因此可以说，在现代性和社会主义之间，不仅不存在任何原则之争，而且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社会主义者成为现代性最忠诚、最实在的朋友。而共产主义则是态度最坚决、立场最坚定的现代性。在鲍曼看来，作为现代性之工程的一个版本的社会主义，不仅将整个现代社会郑重许下的诺言极端化，而且它成为了现代性自身的掘墓人。社会主义使现代性承受了它的最终考验。因此，对鲍曼而言，苏联和东欧的失败不仅终结了社会主义，而且终结了现代性的梦想。它在使人类意识到现代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性的宏大设计给人类带来悲惨命运的同时，也终止了人类对理性的理解。鲍曼正是以此作为现代性的终结点对已经逝去的世界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寻求应对人类生活新经历的实践策略。鲍曼指出，在对已经逝去的世界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尼采、弗洛伊德、齐美尔对现代性的分析，如果从家族相似的特征进行概括的话，他们的共同特征是：（1 ）首先，他们都相信现代性的“优越性” 。尽管他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形态持有一种热忱的、苛刻的或直言不讳的批判态度，但他们几乎从不会质疑现代性之优越性；（2）其次，他们都把现代性看做一个过程性词语，一个从本质上尚未实现但有待实现的规划；（3 ）再次，他们都从“ 内部”看现代性，因此，只是一些途中的报道。与此相反，鲍曼提倡一种从现代性之外的理论视角来审视现代性。鲍曼指出，如果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观察视角，就无法提供理解现代性自身的参考框架。现代性是一种具有丰富历史背景的现象，然而由于缺少使现代性这一现象自身相对化或对象化的东西，在它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也无法把它看作一个意义已经确定和完成了的事件。因此，对现代性的审视意味着我们一定是站在现代性之外的。正是站在现代性之外，我们才能将现代性当做一项工程来提及。也正是站在现代性之外，我们才发现在现代性的“尾迹”中，我们对现代性这艘轮船的设计中的严重缺陷有所察觉。我们意识到，这艘轮船不可能将我们带往更愉快的去处。面对这一事实，人类乐意以新的、批判的眼光重新查看以前的导航原则。三、 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鲍曼将现代性之外的理论视角称为“后现代性” ，即它是指思想氛围中的一种清晰明了的性质，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元文化”立场，一种对时代的明确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认识到现代性已经完结，现在可以对这一时期进行全面地反思，通过反思，不仅可以理解其理论追求，而且也可以了解它的实践效果。反思的智慧使在现代性中不成为问题的东西成为了问题。在对现代性进行回溯式的反思和超越过程中，鲍曼确认了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一）现代性表现为对秩序的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鲍曼指出，秩序是一项任务，也是一种实践，同时也是对生活状态的反省、维持和培育，这种理念是现代性所内在固有的。秩序的另一面是混乱，混乱是一切恐惧的源泉和原型。为了避开混乱， “格网式”的分类统治成为现代性追求的目标。然而，悖谬的是，为了实现有序而实施的各种干预似乎又在促成其他的失序，并带来失序的种种效应或者说“非意图的后果” ，这就造成了秩序整合念头的再生与重构。正是这种对秩序的永无止境的建构，使现代性处于不断地追求确定性的行动中。在对秩序寻求的过程中，分类学、类别系统、清点目录、分类目录和统计学成为至高无上的实践策略。然而世界并不是几何的，无法被硬塞进几何学灵感的产物格网之中。对现代性的后现代意识表明，对人类存在的复杂性强加严格划分的系统网络的现代抱负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形态的社会设计所产生的痛苦如果不是比产生的幸福更多的话，至少也会和它一样多。因此，鲍曼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各样的立法者是用他们的双手和头脑使行动计划“现代化”的人。他们很可能是自欺的、危险的。例如希特勒，他宣称自己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完美”的世界，但他制造的却是人间地狱。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鲍曼指出，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现代性对秩序追求的最杰出的“作品” 。鲍曼以这一屠杀事件为例，对现代性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他认为，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由此，鲍曼探讨了大屠杀与现代性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之所以称为选择性亲和关系，是因为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既不是对现代性的“偏离” ，也不是现代性的一个“正常的” 、 “自然的”结果。鲍曼指出，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相反，它与现代文明所向往的那一面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上。也就是说，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副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就是大屠杀，或者说现代性必然导致大屠杀。鲍曼所要指出的是现代性中的“正常”要素是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下结合在一起而导致了大屠杀事件的产生。重要的不是这些要素，而是这些要素异常罕见地结合。这些要素的奇妙结合体现为：现代性对秩序的追求以及对社会的宏大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麻木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鲍曼对大屠杀事件的分析构筑了另一种历史的“真实” 。他预感到集中营和大屠杀时代并未终结。正如鲍曼所言，我们的政府，为了我们的利益（让我们的工厂开工并保证我们的工作）而向谋杀者供应枪支弹药及毒气使杀人者为所欲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大屠杀，是以一种更为隐蔽更为迷惑人的形式的大屠杀。这也在一次印证了鲍曼的观点：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以此功能失调。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大屠杀的后果。（二）知识与权力的共生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1.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变化按照鲍曼的理论逻辑，如果说对秩序的追求是现代性内在的理论目标，那么在对有序化追求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现代国家规划和设计的“园艺师”的角色必然凸现出来。鲍曼关于知识分子实践模式的分析是围绕着合法化的主体而展开的。立法者的兴起时因为充当立法者角色的知识分子满足了社会的功能需要，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而立法者地位的丧失则是国家不再需要知识分子为它的统治提供合法化的依据。相反，市场诱惑的力量能够提供更为有效的合法化依据。也就是说，并不是国家的统治无需合法化的依据，而是依据本身发生了改变，它不再由知识分子来提供，而是由市场来提供。立法者角色的沉浮说明了它既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形成的，也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发生变化。同样，阐释者经历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地位转变，也是满足了社会发展的功能需要，但它也许也要经历同样的沉浮。对于鲍曼来说，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权力关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鲍曼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要求集中而长期地努力去发展和灌输一种超越本地、超越阶级并且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超越种族的“国家意识” ，这种国家意识是稳固的政治统治所需要的。因此，统治者需求文化霸权的支持，而知识分子正是满足了这一需要。知识分子一方面以对民众进行启蒙的教化者身份出现，另一方面为国家权力提供合法化的依据。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历史脉络中确立了其立法者的身份。在分析立法者身份确立的过程中，鲍曼对启蒙运动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在鲍曼看来，史称“启蒙运动时代”的社会思想运动，不是以真理、理性、科学和合理性之名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也不是一场处于高尚的理想，把智慧之光带给充满困惑的受压迫者的运动。相反，启蒙运动是一场实践，分为截然不同却密切相关的部分：（1）第一，国家扩张它的权力，它的胃口在增大。原来由教会履行的牧人式的职能，现在转交给了国家。经过重新组织后的国家，其核心是规划、安排、管理这些与社会秩序的维持相关的职能。 （2）第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设计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目的在于规范和调整作为这个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国家和臣民的社会活动。换言之，正是国家希望通过约束与训导人们的行为建立社会秩序的意愿，使得原本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家在依据他们所喜爱的生活方式参与到对社会的改革时，设计了监狱、劳动救济所和其他社会机构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因此可以说，当知识分子介入到政治权力中时，他就很难保持其独立思考和批判反思的精神。在对权威性话语的追逐中，知识迫切需要与权力的结合，而权力在寻求合法化的过程中又迫切需要与知识的结合。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成为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但对鲍曼来说，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也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如果说，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那么知识与权力的分离则成为后现代最显著的特征。鲍曼指出，由于西方社会的现实发生了变化，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无法在社会结构脉络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他们必须调整自身的角色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承担者阐释者角色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时刻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在鲍曼看来，立法者的衰落只是表明知识分子放弃了在社会整体中的普遍主义野心，而没有放弃针对自身的普遍主义野心，没有放弃在共同体内部充当立法者的普遍主义野心。也就是说，虽然不存在适合于所有共同体的立法者，但在每一个共同体内部依然存在着立法者，依然存在着为争夺权威性话语而展开的斗争。但问题是，如果阐释者将他们的立法野心局限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那么，他们如何为自己的共同体划定边界，以确定他们立法活动的范围？因此，在后现代性策略中，对于自身活动领域的合法性的论证，成为了一个内在的困境，阐释者的立法活动也因此变得艰难。2.权力技术的变化在对知识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中，鲍曼不仅探寻了知识分子实践模式产生和衰落的可能性条件，而且对具体权力技术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受福柯微观权力技术的影响，鲍曼探寻了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权力技术的变化。鲍曼认为，追求社会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贯穿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一切社会中，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控制技术和手段的变化。鲍曼将前现代的权力技术成为散点监视。在前现代社会，人们为了克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学会运用的唯一武器就是“高密度的社会交往” 。建立在高密度的社会交往基础上的那种稳定性所运用的有效手段，就是使“他者”成为熟人。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公开的， “透明性”是这种生活自然而然的产物。鲍曼指出，这是一种散点式的监视。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同时也是监视者，并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且永远都是监视者。这样的一种监视建立在人类学家所谓的“没有分化的相互性”的基础上。在这种状况下，在同一个场合，或者在不同的场合，相互之间都具有相互控制的权利，从而使这种互相控制的行为成为合法的。作为知识与权力结合的现代统治技术是全景监视的统治技术。鲍曼指出，全景监视终结了监视的相互性，产生了完全的连续性的单向监视。这种监视实践的目的在于，通过将每个人置于被监视状态下，以形成一个相同的、普遍的人类行为程式。单向监视倾向于消除其对象的个体间的差异，倾向于用能够在数字上进行管理的千篇一律性取代质的多样性。这有利于对人进行“客观化”的科学管理。同时，这种不均衡的单向监视将专家置于监视者的位置上，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鲍曼认为，这种全景监视的统治技术是知识和权力结合的典型。在后现代，单景监视的统治技术占据核心地位，全景监视日益成为单景监视的补充。鲍曼指出，在后现代社会，尽管全景监视依然发挥有效的监视作用，但对于更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一个更为有效而非强制的约束技术出现了，那就是单景监视。不想少数人监视多数人的全景监视，在单景监视中，多数人在电视、电影院、杂志和报纸上注视着少数人。名人的生活为数以万计的欣赏者提供了一个生存的模式。他们的行动好像天堂的广播。被声誉催眠的听众接受了有权有势的少数人在全球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鲍曼认为，单景监视是一个有效的 社会控制体系，它依靠的是一个特权阶层，这一阶层只是引导而不统治。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控制技术是通过诱惑来实现的，只有那些无法接受诱惑的人才被实行全景监视的控制。总之，在知识与权力的问题上，鲍曼通过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合法化问题与福柯的微观权力技术结合起来，通过将后结构主义与批判理论结合起来而创造性地进行了自身的理论建构。（三）时空的重组现代性之社会结构的转型鲍曼不仅从一种体验、一种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认知框架的维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而且他也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剖析了当代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结构转型。这集中体现在鲍曼晚年的重要代表作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之所以选取“流动性”以此，不仅是因为液体所具有的渗出、涌流等易变与快速移动的特性更直观形象地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现实，而且还因为它暗示了时空关系的重大转变。对于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来说，空间已丧失了它的重要意义，相反，与时间维度相关的速度日益显示其优势地位。这种快速移动的能力不仅将全球的居民区分为全球精英与地方大众，或者说全球性富人与地区性穷人，而且导致了全景权力关系模式的终结。因此，可以说，时空关系的变化推动了现代性从沉重观点、固态的现代性到轻快的、液态的现代性的转变。鲍曼将这一转变过程称为，是一次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来临更为激进、更具有深远影响到新的起点。这种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一下三个方面：1.首先，空间丧失了它存在的优势地位鲍曼指出，在沉重的现代性中，空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福特主义工厂”作为最理想的管理模式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所追求的大型工厂建筑、重型机械和大规模的劳动力体现了早期现代性的沉重、庞大、静止、固态的特征。征服空间是它的最高目标。但随着软件资本主义的到来和轻快的现代性的出现，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的绩效产生约束，空间已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根本没有意义。在轻快的现代性中，谁运动和行动得更快，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更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2.其次，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在沉重的现代性时期，资本与劳动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劳资双方相互依赖。工人依赖于雇佣来维持生计，资本则依赖于雇佣工人以求发展，而工厂是他们共同的家园。在轻快的现代性中，资本却单方地离开了劳动力，而自由流动起来。如今流动的资本的独立性尽管不是完全的、绝对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完全能够胁迫地域性的机构屈从于它的要求。 “为自由贸易创造更好的条件”意味着让政治游戏去适应自由贸易的规则，即使用所有由政府来支配与管理的权力，来撤销对它的管制。因此，地方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吸引资本的到来。但这里存在的悖论是，一旦资本失去了地方政府对它的限制，它就会依其自身的利益不负责任地自由流动，而不考虑给无法自由移动的地方民众带来的伤害。鲍曼将这一时代称为伟大的分离时代，或解除管制的时代。3.再次，权力与政治的分离资本和劳动力的分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以资本形式呈现的权力从政治活动中解放出来。真正的权力是超越地域的全球性权力，它居无定所，而政治还和过去一样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依然像以前那样附着在原地。由于权力具有全球性和超地域性，而政治依然是地域性和局部性的，因此，权力与政治分离开来。这种权力与种种的分离，标志着全景权力关系模式的终结，预示着权力关系双方相互抗争时代的终结。国家政治的自由已经被跨国公司和全球流动的资本无情地削弱和损害了。正是那些拥有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人”在统治者这个世界。这种统治不是沉重现代性时期对领土的侵略，而是通过全球化市场进行利益的侵夺。而且对于拒绝加入“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地区的惩罚是迅速的和冷酷无情的。因此，民族国家丧生了其原有的对经济、政治、军事所拥有的统治权，而沦为充当全球资本的地方警察的角色。这就是鲍曼所称之为“局部有序、全球混乱”的全球化后果。鲍曼从时空这对范畴入手，通过隐喻的方式展示了由古典的现代性向流动的现代性的结构转型。尽管他用一对新的概念“固态的现代性与流动的现代性”取代早期使用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但他的理论关怀与追求依然是早期思想的延续。也就是说，鲍曼一方面坚持了现代性的持久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所呈现的断裂关系。鲍曼认为，进入 21 世纪的社会与进入 20 世纪的社会是同等现代的，只是它们是不同方式的现代。现代性计划不仅是未完成的，而且也是无法完成的，正是这种无法完成性是现代时代的本质特征。因此，流动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时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批判的工作没有限制，也不能达到终点。四、 对后现代性的描述性分析与批判性质疑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一）对后现代性的诠释与描述由于鲍曼是从后现代性经验的角度来确定现代性的内涵，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鲍曼后现代性概念的内涵。1.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鲍曼最初是从经验的角度将后现代性描述为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鲍曼指出， “后现代性”的概念把握和阐释的仅仅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别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就这一点而言，后现代性的概念具有一种完全属于它自身的价值。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就是对他们自身社会地位的重新评估，对他们集体发挥的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他们的策略。鲍曼指出，从三个方面来说，知识分子对后现代性的体验是一种“焦虑、脱位并失去方向”的感觉。首先，当今世界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提供对认识真理、道德判断和美学鉴赏等问题的权威解答；其次，知识分子传统的合法化功能已经被更为经济有效的“诱惑和压制”机制所抹杀；再次，知识分子在不断扩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中潜在的影响和控制地位已为“资本家”和“官僚”所取代。鲍曼指出，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焦虑、失落以及迷惘的情绪构成了“后现代性”概念的真正所指。2.新的认知框架然而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并非是后现代性概念的唯一内涵。鲍曼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确立了后现代性的认知框架。与现代的认知框架关注秩序与混乱、正常与反常、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划分相反，鲍曼认为，后现代性所关注的恰恰是在这种二元划分中不断扩大的“灰色区域”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用两个世纪的时间阻止偶然性和无序进入到生活事物中，但结果是，它们不仅在视野中重现，而且是赤裸裸地出现在那里。因此，后现代世界需要接受的是，人类世界的“混乱状态”不是一个暂时的、可修理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并非迟早要被有秩序的、系统的、理性的规则所代替。事实上，这种混乱的状态将会持续存在。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来的任何秩序和系统在受到进一步关注前都是脆弱的。这些秩序和系统像它们的对立物一样反复无常，最终也像它们的对立物一样将是偶发的。在后现代世界中，我们不仅要学会与尚未解释的事实和行为共存，而且要学会与无法解释的事实和行为共存。因此，后现代性需要表达的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以及不可化约的精神状态、思想模式、品位模式和事物状态。后现代性需要学会的是如何与矛盾情感共处。3.新的社会形态与生活策略对鲍曼来说，后现代性除了代表一种体验，一种认知视角外，它还代表着一个成熟的社会系统，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以及全新的生活策略。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鲍曼将其称为以“消费”为核心的消费者的社会。他认为，消费社会展示了新的历史时代的最重要特征，这就是消费者的来临，以及消费者的统治。鲍曼指出，个体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而存在。工作逐渐离开它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而被消费自由所占据。在这种情况下，快乐的追求必然是透过服务和商品的消费，而非克制或延缓报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偿。以此，在系统的再生产和整合过程中，提供复杂而微妙的诱因显得愈来愈重要。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合法化的武器已经让位于两种互补的武器：诱惑和压制。其中诱惑是系统控制和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工具，而压制则是对那些诱惑无法触及的区域的必要补充。也就是说，在市场依赖无法起支配作用，即由“有缺陷的消费者”组成的社会中，压制依然是使这个社会相当大的边缘部分沦为服用的重要的工具。因此，“市场依赖性” （对于被诱惑的消费者）和“规范调节” （对于非消费者或新穷人）成为社会整个与再生的手段。在从生产者向堆积感觉的消费者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消费者实践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策略。鲍曼以隐喻的方式将之称为“漫步者” 、 “流浪者” 、 “观光者”和“比赛者” 。鲍曼指出，现代性中以“满足的延迟”为目标的“朝圣者”的生活策略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无法挽回地丧失了其核心地位，而漫步者、流浪者、观光者和比赛者这些新的生活策略曾经是边缘的人在边缘的时间和地点采取的行为方式，现如今它们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在其生活方式的主要时间和生活世界的中心地带的行为方式，成为了完全和真正的生活方式。4.“流动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鲍曼对后现代的含义进行多重诠释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鲍曼在晚年以“流动的现代性”取代了“后现代性”一词。 “固态的现代性与流动的现代性”这对概念是鲍曼晚年著作中的一对核心概念。因此，有必要阐述流动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变化和它的连续性。应该说，这种概念的转换，一方面表明了鲍曼理论关注重点的转移，他更趋于对当今西方社会现实的描述，重视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确认了对自身进行批判与质疑的现代性精神的持久性。鲍曼意识到了后现代性也许面临着比现代性更多、更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如鲍曼所指出的，后现代性移走了现代性在实现公正、自由和平等社会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并不能保证这些价值观将得到实现，在某些方面，它变得更加困难。由此开启了鲍曼对后现代性自身的反思与批判。鲍曼始终抱着审视与批判的态度来面对后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鲍曼认为，当后现代性作为一个主导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时，对它进行批判与反思的时刻也就来临了。正是在此意义上，鲍曼通过阐述后现代性社会学、后现代性伦理学以及全球化的后果而展开了他在认知、伦理与制度层面上对后现代性的全面反思。（二）对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建构1.对后现代社会学的反思与超越鲍曼在社会学对后现代性的回应中首次对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进行了区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玩弄一种语言游戏，但实际上，它表明了鲍曼对社会学应如何回应后现代状况，或者说在后现代状况下应建立何种社会学的理论关怀。换言之，鲍曼的真实意图是“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代性社会学” 。鲍曼指出，社会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是现代性的附属物。社会学不仅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和服务学科而发展，而且它潜在的世界观、概念工具、策略都由现代性的实践和宣布的野心所发动。相应地，正统共识集中在整理和清除人类行为的无目的性和多元方向性的机制上，对离心力加以协调，对混乱施加秩序。可是伴随着正统共识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启蒙运动以来的“运用法则般的通则来解释社会现象，以提供行政和管理社会的技术”的社会学方案很难确立其正当性。鲍曼指出，伴随着现代性自身受到的旨意和后现代性情境的出现，社会学需要重新确立其存在的正当性。对鲍曼而言，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经由不断修正的现代性处方来解决。因此，应该创造新的概念和分析工具来应对新的社会情境。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鲍曼提出了对后现代性情境进行回应的社会学构想。在鲍曼看来，后现代社会学代表了社会学对新的社会情境的一种回应策略。与知识分子充当阐释者的角色相对应，鲍曼将社会学的这一回应策略成为阐释社会学。鲍曼指出，这种阐释学意义上的社会学虽然以其多元的范式状态与现代社会学不同，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学从其诞生以来就与它的研究对象保持模仿关系的状态。因此，阐释学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学并不是鲍曼试图在后现代状况下努力去发展和建构的新的社会学形态。鲍曼指出，后现代社会学由模拟组成，而再是对现实状况进行阐述或模型化，据此形成的社会学理论只能表示、而不能解释后现代状况。也就是说，后现代社会学通过采取与社会结构的同构性而将后现代社会符号化了。这种符号化将社会学家置于一种阐释者的地位，即充当促进共同体和传统之间交流的符号中介人。在将后现代社会符号化的过程中，后现代社会学家不但承担起了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进行转译的任务，而且他们为那些仍未为人所察觉或听闻的文化与社区代言，并进而通过恢复各种不入流的、地方性的、通俗的与不具正当性的知识以抗拒具有统一体系的理论。对鲍曼尔雅，后现代社会学家所承担的这种转译的任务是重要且必要的，但后现代社会学不应满足于这种转译与中介的任务。尽管鲍曼赞同后现代社会学的范式状态，即后现代社会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各种视野的融合，而在于通过揭示它们内在的多元性和互补性特征来拓宽各种视野，但鲍曼并不准备支持后现代社会学。鲍曼认为，我们需要发展的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学起源相连续的后现代性社会学。换言之，我们不应停留于阐释学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学上，我们应该在系统的再生产、社会整合和生活世界的结构领域的深层次转变中确立一种新的分析范式。2.对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初构鲍曼指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理论家将当代西方社会的境况看做是现代社会 不断重复出现的危机的显现，看作是在连续的现代性中一个暂时偏离 id 征兆，而非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与哈贝马斯不同，鲍曼将西方社会经历的转型看成是新社会生活形式正在发展的表现，而不是危机的导火线、解组的冲动或病态的偏差。鲍曼将这种新的、已经成熟的社会形态成为后现代性。鲍曼指出，后现代性具有独立自存的特征而不是现代性的某个阶段或偏离。后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常态”的暂时偏离，也不是现代性的一种病态，一种可以被矫正的失调，一种出于危机中的现代性症状。相反， 它是一种为其自身独特特征所界定的，自我复制、自我维系、逻辑上自足的社会状况。鲍曼将后现代性作为一个“羽翼丰满的、可行的社会系统”的观点，表明了他认定西方社会的发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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